从“激励创新者”到“重塑定价环境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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📝 主旨内容

制度性溢价激励创新

“一个社会要前行，必须设立一套激励机制，对社会前行者、创新者的行为要有激励；这种激励不仅是精神层面的，还要有法治保障和制度性溢价。”

他用“社会的良性运行”来概括一个系统性命题：如果敢于创新、敢于承担高不确定性的人得不到与风险匹配的超额收益，整个社会会在行为层面变得趋同、保守，资本自然流向短期、安全、刚兑预期更强的领域。这就是在强调“风险溢价的制度供给”：创新活动本质上是高贝塔、高波动资产，如果制度和市场定价体系不能给予合理的阿尔法补偿，均衡结果就是所有人都选择做低风险、低弹性的资产和职业，久而久之，经济体的整体预期收益率被锁在一个偏低区间。

激励机制不是软性口号，而是硬约束的“价格信号再设计”。一旦社会普遍意识到“多干多错、少干少错、不干不错”，个体就会理性选择“低波动策略”，资产层面表现为偏爱刚兑、偏爱地产和类固收，厌恶长期研发和科技投入；而一旦激励机制反过来明确地偏向创新、容忍失败，资产结构就会逐步向高成长、高不确定性的板块倾斜，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曲线右移。

如果把这个判断往前推一步，可以看到监管取向上的潜台词：在定价层面，这可能意味着接受更高的估值分化、更大的价格波动，以换取对真正创新资产的高赔率定价环境；从资产配置视角，这就是从“以安全性为核心约束”逐渐转变为“在可控风险框架下，把增长性纳入核心指标”。

有效激励的金融体系

“资本市场如果不能形成对创新的有效激励，那就谈不上真正的现代金融体系。”

到了中段，他把话题从“价值观层面的激励”推进到“金融体系层面的结构激励”。现代金融的核心职能之一，就是在时间和风险维度上对创新活动进行跨期资源配置——即用当下的资本，去为未来不确定但可能高回报的项目买单。如果资本市场被过度行政化、保守化，资金更多滞留在低风险、低创新的部门，那么宏观上看，经济就进入一种“名义利率不算低、但有效风险资本短缺”的状态，出现结构性流动性错配。

一个健康的资本循环，不是让资金永远在二级市场里做交易套利，而是通过相对有效的定价，把盈利能力强、创新能力强的主体筛选出来，再通过股权再融资、并购、债券发行等方式，让这些主体持续获得低成本资本。一旦这种筛选失灵（比如偏好讲故事而非真实创新，或者反过来，只奖励稳态现金流而惩罚长期研发），资本循环就会退化成“短期价格博弈循环”，而不是“创新驱动循环”。

如果能形成对创新者相对友好的定价环境，就可以在全球资本博弈中争取到更低的股权风险溢价，进而吸引更长期的耐心资本。对未来的跨国资本流入流出，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阈值逻辑。

🤗 总结

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到“十五五”乃至更远：一个经济体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得先机，关键不是口头上重视科技，而是能否在制度和金融体系层面，为高不确定性的前沿领域提供可持续的风险资本供给和容错空间。这既是对监管者的要求，也是对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要求：前者要设计出既能防系统性风险、又能让创新有合理溢价的制度框架，后者则要在估值方法、风控框架上，真正接受高波动、高不确定性与高长期回报可以同时存在这一现实。凡是有利于提高创新活动预期回报、改善创新者风险定价环境的变化，都可能成为未来一个阶段中国资产定价逻辑重写的起点。